章节_17
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2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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