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71
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 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 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 的头衔是什么。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 德尔·爱德华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1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页。
第五章1 对美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执政27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立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达2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政的一些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干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央没有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指示，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在飘忽不定中发展。只是到了70年代末，客观的需要和邓小平在国内政治上的复出才使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圆满结束。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似乎不是双方精心计划的产物，而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后的邓小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治地位的脆弱，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与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大外交胜利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与20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这一政策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的？这些愿望是否已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做的？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1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研讨，到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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