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87
临的市场，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对这些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在竞争中改善生产状况的压力。即使在质量不高、服务不周的市场上，销售也是自发进行的。增加竞争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废除国家行使的垄断权，改革还必须通过使管理人员按上述（2）所描述的市场规律办事，消除需求过大的根源。
5.最后，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需要政府维持一个能为人接受的价格稳定水准。而什么能为人接受是由政治决定的。在中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已习惯于价格丝毫不提或一年中只提1％或2％。这种稳定性部分地是对4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做的反应，那次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导致了共产党上台。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很难容忍价格增长。当80年代价格上涨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本能就是重新控制物价。但面对过度的需求，再控制物价就造成了排长队现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定量配给，使经济退回到官僚指令性体制的道路上。1985和1986年，中国的问题尤其尖锐。在这两年中，官方统计的城市生活费用指数分别提高了12％和7％。人们普遍相信，按非官方统计，物价增长率高得更多。这些增长特别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他们的批评是市场取向改革放慢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改革者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控制，限制过度的需求，提高物价上涨的速度，进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改革者尚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杠杆控制通货膨胀的先例可循。
到1987年年底，中国工业部门在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在五个因素方面上都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官僚对企业行为、特别是大型国家企业行为的控制，依然无处不在。也许改革者中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全面走向诸如在香港通行的那种自由市场体制的道路。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实行一种官僚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体制普遍具备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韩国的体制所具备的那些特征。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程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尽管国有企业很多，但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私有制。在中国，事实上，所有未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大型企业都属国家所有，尚无计划表明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出售给私营部门。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途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和政治局的组成。具有相同或可能更大意义的则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情况。1986年有40万个这样的企业，它们的产量占中国工业产量的40％。中央希冀通过中央计划的手段控制这些企业，但却无计可施。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都在市场上购买投入物资和出售产品。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的，但公司中的私有制成分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只要这些小型部门如此迅速地持续增长，国家就别指望着退回到像1956—1957年或1963—1965年的那种完全苏联式的指令性体制上去。因此，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促进农村和其他集体企业发展的尝试，起到了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作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第23页。
1 哈罗德·k.雅各布森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与基本的国际经济组织”。
1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11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 第91页。
2 巴里·诺顿：“工业财政和计划改革”，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 济》，第1卷，第604—629页。
3 德怀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期（1988年6月）， 表2。
1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1986），第83页。
2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83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第23页。
1 威廉·伯德等编：《中国近期经济改革：对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
2 例见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第 29卷第29期（1986年7月21日），第14—15页。〕
3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报》第27卷第44期 （1984年10月29日），第1—16页。
1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页。
2 威廉·伯德和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3 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 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30—645页。
请收藏本站：https://www.shucaiqxsb.com 笔趣阁小说。手机版：https://m.shucaiqxs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