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117
3 刘少通：《走出红色中国》，第109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4 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 说服的方法（1950—1953）》。
1 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年的广州事件，请阅坦南：《无密可保》，第26页。在上海， 发生了天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 1960年。
2 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页。
1 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1 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第234 页。
2 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我 在中国的日子》，第38页。
1 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年，有2000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造： “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卷第1期（1970年）第92—122页。最近 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有1850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 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279 页。
2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参见布鲁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 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1 据198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 年，第20期，第8页。）几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 参见周京：“九亿中国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年，第48期，第18页。
1 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页，从1953年到1956 年，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2 “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 市生活》，第3章。
1 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1 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 会如何确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 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 说法在70年代都灵验了。
1 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页。
2 对中国在1949—1952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 估计数字，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 览》，第146页），有的认为有80万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年 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第 8页。），还有一说是200万（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页。）；有 500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第24页。）；更有1500万 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价——共产主义 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页）。
1 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 解放后，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恐之中。”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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