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89
粮食进出口
表27 （以年均百万公吨计）
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并不是面临因天气恶劣或粮价突然下降致使粮食作物大规模地改为经济作物而造成的那种周期性衰退的危险。如果中国也像日本、台湾、韩国一样，给耕地以补助，那么它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满足国民迅速增长的食物需求。中国的东亚邻国日益依靠食物进口来解决土地问题。例如，韩国在1979年全国每人年均进口粮食145公斤。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人均进口也这么高的话，就要从国外购入14500万吨粮食。而在80年代，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将大大超过中国外汇支付的能力。
1980年作物产量下降，而紧接着在80年代初期就取得了几次大丰收，这使得这个长期的问题变得令人捉摸不定。这几次大丰收的原因各不相同。天气不坏有一定的作用。放手让农民自己决定在土地上种植什么，使得投入物资重新分配给经济作物，这提高了整个农业生产率。但是，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中也向前飞跃，这表明只要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就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影响还不只局限于从粮食向经济作物的转变。在80年代，诸如化肥、农业机械和电力之类的关键性投入物资，也在持续增长着。本章没有余地测算每一部分对产量增长的具体贡献。一个部分的成效肯定会增强其他部分的影响。然而，如果不搞责任制，不搞家庭承包的话，毋庸置疑，农业生产的增长肯定要大大低于1980年初的水平。
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一旦达到更高的效率水平，中国农业增长率在1985—1987年便降回较为固定的水平。此外，更加恶劣的天气有时也是一个因素。农业产量每年增长5％，按世界标准来看是高的，而不管怎样，增长越多，便越不同凡响。在东亚，由于耕地增产潜力有限和迅速的工业化，更低的增长率才是符合标准的。例如，在日本，80年代初期的农业产量与60年代中期基本相同，而人均粮食产量却仅达60年代中期的一半。1更为贴切的对比是，在韩国，农业在1965至1984年间年均增长4.3％，而粮食却仅以一年1.2％的百分比增长着。1对于台湾来说，在同一时期的增长率可比数字是2.4％和—0.3％。2因此，对中国来说，农业生产一年4％的增长率和粮食生产一年2—3％的增长率，可能也算是个成就了。
中国长时期的问题是，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需求的增长高于3—4％。例如，在1980—1984年间，中国对粮食的需求肯定是以一年5％以上的比率增长的，3而产量增长却达一年6％以上，这就造成了可能使中国在1985—1986年成为有盈余的纯出口国。如果粮食产量是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基础上一年增长3％，那么对工业化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需求，以现价计，如果不更高的话，至少也在一年中将增长4％，而中国也将重新变回与其东亚邻国一样的主要粮食进口国。
因此，责任制和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暂缓这个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的农业问题。工业化得以向前波动；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食物需求未超出国内供应的情况下也能翻上一番。然而，到1987年，中国或许已经返回到一个更加正常的方向上，这个方向符合人均耕地0.1公项的国情。因而，中国农业的未来选择，可能与7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选择更为类似。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加快，可能使中国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资金，确保这个部门的增长率足以保持在农业进口更迅猛的增长不超过中国挣取外汇支付进口的能力的水平上。由于农业投资有这种预期的后果，因此，与80年初期发生的情况一样，给农民以物质刺激，使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和其他投入物资，达到最大效果，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做法。
如果走回头路，仍控制农业产量，那也能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对粮食的过度需求，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物质刺激，收入的增长明显减慢，所以需求也就下降了。以鼓励出口战略转为向内，也会达到同样结果。由于不仅粮食进口而且所有产品进口的增长减慢，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减缓下来，这样，对粮食的需求便能缩减了。另外，国家可以重新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即使在收入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减小粮食需求。给出了这么多选择方案，然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至少有些改革者主张更加市场化的改革，鼓励农民生产，大力促进出口，以满足粮食进口预期增长的外汇需要。1
收入分配
无论1966—1976年间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多少优点和弊端，人们还是普遍地相信，这种制度至少减少了农村中的和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担心1978年以后政策的改变，将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80年代初期公布的数字，提出了有关这两种假设的问题。正如罗尔的评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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